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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考古发现的两者遗址位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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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宣化大有里在现在的那里? , 我国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幸失踪,举国为之震惊.
我想我国国宝"北京人"头盖骨的去向
和关于它的一些事情
我先不出悬赏分,最后追加20分
儿骗 ...

考古发现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在哪个朝代,遗址在哪?有何特点?: 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就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离现在3000年。名为“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住宅遗址”典型的中国合院住宅,是中国第一个合院住宅形式的遗址。其后陆陆续续全国各地都有四合院形式的房屋结构了。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

秦始皇宫遗址位于哪里:   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遗址在今西安西郊15千米的阿房村一带,始建于公元前212年。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国力日益强盛,国都咸阳人口增多。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中开始营造朝宫,即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其规模之大,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可见阿房宫确为当时非常宏大的建筑群。
  

哪座考古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中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是哪十大: 1、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出土标本 1万余件,其中石制品 1341件,以砾石为原料,主要采用锤击法打制而成,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这在中国南方旧石器一直中尚属首次发现。 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认识南北工业传统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桥梁作用,对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和科学意义。

  2、妯娌遗址位于河南省孟津黄河岸边,自仰韶晚期延续到龙山早期,居住区居北,墓葬区居南,窖穴区和制石工场居西。墓葬多有生土二层台,发现有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多样,有黄河中游最大的石壁及三件形制相同、大小依序的陶铙形器等。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对王湾二期文化石器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3、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 6 处古城,面积在 11 - 60 万平方米不等。其中郫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环绕的面积达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其内筑有 5 个长方形卵石台。古城群属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前身,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结构河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4、应国墓地主要是周代应国贵族的埋葬地,其中也包括应国灭亡后部分楚国贵族墓葬与两汉时期的一些平民墓,地属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地区薛庄乡。应国墓地共发掘应国墓葬 42 座,排列有序,具有“族墓葬”特征。出土文物数千件,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所出铜器铭文涉及大射礼、俯聘礼、帝王庙号、丧服制度,对古代礼仪制度与诸侯方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排列有序的国君墓葬,为同时期墓葬断代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5、安丙墓 位于双河镇东 2 公里处,是南宋资政大学士、少师。鲁国公安丙夫妇及族属墓群。墓地及地面局附属物规模宏大。墓内结构反映了宋代古建筑的独特风格,尤其是浮雕、动植物、器乐等图案情态自然,形象逼真。工艺十分考究,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研和参观价值。该址的发现被列为 “96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 1996 年 2 月,安丙墓被当地村民挖墓坑时发现,后经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墓葬 5 座及地面附属建筑遗址 4000 余 m2 。 安丙及其家族墓座东朝西 , 由北至东南方向排列。前为九层护坎,后枕山坡。墓葬均为顶券式石构建筑 , 由墓室及墓道两部分组成 , 并设有排水系统。主墓 (m2 、 m1) 为安丙及福国夫人之墓 , 风格、大小相同。 m3 、 m4 墓墓主不详,风格、大小一样。 m5 墓与主墓相似,但小于主墓,据考证为安丙孙女安宝孙之墓。 安丙墓规模宏大,墓室雕刻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研究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6、马楼三国吴简是1996年10月在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建设工地中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这批埋藏了1700多年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共计14万余枚,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这是中国上世纪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 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

  7、北票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西山坡上,因村中有一清代喇嘛庙,庙后有山洞而得名。山坡为大凌河的二级台地,坡下为大凌河的冲击平地。东北距北票市 20 公里。墓地南 1 公里即大凌河,由此溯大凌河而上约 30 公里即朝阳市。该墓地市 20 世纪 70 年代当地村民在取土时发现的。

  8、出土文物 3100 余件(套),其中铁马鞍具、成套铜鎏金镂孔带具、酱釉陶羊尊首见于三燕文化墓葬,丰富了该文化内涵。 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是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的鲜卑族文化遗存,共发现墓葬 419 座,时代为 3 世纪末到 4 世纪初,出土了近 3000 件文化遗物。墓葬形式和很多随葬物等均为以往所不见,展示了鲜卑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色。头盔 . 铁甲 .. 马具组成的甲骑具装,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实物。大量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共存,表明鲜卑族内部社会结构已由游牧向农耕转变。马具金器等还可以看初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同类器物的强烈影响。

  9、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多数形体较大,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续 500 年的石 、 玉、 陶、 铁、 木和泥造像 200 余尊,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有佛、 菩萨、 弟子、 罗汉 、 飞天、 供养人等多种题材。造像有浮雕 、 镂雕、 线刻、 贴金、 彩绘,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为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断代标本。以北魏、东魏、北齐造像为主的佛教窖藏,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的青州市。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的最北部,南北长 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仅高20厘米。造像雕刻技巧高超,包括浮雕、镂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种技法。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为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的实物资料。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发掘是近年来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近年来,经过我馆业务人员日复一日地整理、拼接、粘对,这些曾惨遭破坏的艺术珍品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佛像精品先后在美国、日本、德国、瑞士、英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精品展或大型专题展。当人们看到那些面带微笑的佛像、衣着雍容华贵的菩萨、呼之欲出的飞天、生动活泼的护法和多姿多彩的荷莲时,无不被其深深折服。

  10、双乳山汉墓东北 1.5公里处的福禄山顶部椰油两座陵墓,封土高大,保存尚好,其形制、排列、规模等都和双乳山汉墓相似,所以我们推测也是西汉济北王陵,显然,这里应该是稀罕济北国的王陵区。福禄山汉墓的发现,也为证明双乳山汉墓为西汉济北王陵提供了佐证。墓葬凿山为陵,为呈甲字形的竖穴石扩木椁木,主要由封土、墓道河内外墓室几个部分组成,总长85米,总深22米,凿石量约8800立方米。墓主人二椁三棺殓葬,出土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车马器具等2000余件,该墓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增加了对汉代考古、历史的认识。

  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附近新发现的两座吐蕃古墓中,发掘出大量丝织品及绘在棺木上的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彩色木板画。

古代宣化大有里在现在的那里?: 宣化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在张家口市东南30公里处,为张家口市辖区,位于东经115°03′,北纬40°37′。东偏南距首都北京170公里,南偏西距省会石家庄280公里,西距大同200公里。总面积264.3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回、满、蒙、朝鲜、壮、纳西、布依、白、彝、侗、土家、达斡尔等13个民族。共29万人。
  宣化历史悠久,形势险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众多文物古迹。从先秦开始,这里是历代府、州、郡、道、县和省、市治所的首府。1991年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一、悠久历史
  宣化历史渊远流长,是我国开发较早地区之一,从宣化西南60公里处我国著名的泥河湾旧石器遗址和宣化城附近的刘家窑、王河湾、水泉、龙门、赵川、关子口、西望山、李大人庄、小白杨等仰韶、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证实这里在6000年前人类活动就已遍及宣化各地。
  夏、商时期宣化先属冀洲后属幽州。
  周武王灭纣后宣化属燕国领地。
  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至221年)民族割据,宣化曾属东湖族占地。
  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宣化属上谷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宣化属广宁郡。
  随、唐时期先后置涿郡、武州。
  五代时(公元907--960年)石敬割燕(北京)、云(大同)16州给辽国,其中包括武州。辽改武州为归化州。宣化为归化州治所。 金灭辽后,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改归化州为宣化州。翌年又改为宣德州。元初改宣德州为顺宁府,宣化为顺宁府治所。
  明初年沿长城设九镇。宣化改为宣府镇,辖左、右、前三卫。为万全都司镇守总兵元帅驻地。
  清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改置宣化府。辖一厅三洲七县。宣化为府城治所,始定今名。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设直隶省口北观察使(俗称道)。辖3厅10县。宣化为口北道治所。
  1937年8月日本侵占后,成立伪察南自治政府。1943年又将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宣化省。辖11县,省会定于宣化。
  1945年宣化解放后察哈尔省在宣化成立。省会设在宣化。1946年1月设宣化市。1948年12月第二次解放。恢复察哈尔省建制。省会迁张家口市。
  1963年3月改宣化市为张家口市辖区至今。
  二、形势险要
  宣化位于冀北山间盆地边缘,地势险要,气势顽固,战略地位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诚如旧志所述“宣化全境飞孤(今山西代城飞孤关)紫荆(今河北易县紫荆关)控其南;长城、独石(口)枕其北;居庸(关)屹险于左;云中(大同)固结于右,群山叠障,盘踞峙列,足以拱卫京师……”。素有“神京屏翰”之称。
  据志书记载概略统计,仅汉、唐、宋、明四个朝代,北方部族经宣化南入的较大战争达70多次。所以历代汉民族朝代都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并选派重兵固守。特别是明王朝先后18次增筑和修葺长城,沿长城设九镇驻兵防守。其中宣府镇担负着东起四海,西至大同长达1030里的防守任务。洪武、隆庆年间宣府驻扎新旧官军达151452人。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十九子朱惠为谷王,在宣化建谷王府(皇城),常驻宣府。明武宗朱厚照在宣府建镇国府第。清康熙皇帝7次征西,北巡时均路经宣化。乾隆皇帝亲书《神京屏翰
  》巨匾,悬挂于镇朔楼上。据《宣府镇志》载:嘉靖年间,宣化城内有军户127497人,官户4551人,民户2035人。由此可见,宣府镇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军城”。
  三、人杰地灵
  宣化自古为交通要冲,军事政治重地,工商业繁荣,文化教育发达。因此,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和民族精英。据《宣化县新志》载:元朝设有“景贤书院”,明朝有“上谷书院”。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8年)创立古城最高学府“柳川书院”。光绪二十八年设宣化府中学堂(现宣化一中前身)。革命前辈张苏、林枫等同志边任教,边从事革命活动。尔后宣化府立师范学校、府立中等农业学堂,府立艺徒学堂和上谷大戏院相继成立,就学者逾千人。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宣化府从中学堂挑选吕复等19人及州县志士9人,共28人赴日本留学,开辟了旅外求学之先声。
  由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宣化涌现了大量历史文化名人。仅明清两代中进士者36人、举人113人、武举人165人、贡生390人。诸如:
  孙世芳:进士出身,官至明翰林院庶吉士,太使,曾主持编篡《宣府镇志》。
  张镗:进士出身,曾任山西按察副使。
  姚世卿:武进士出身,曾任明京城永定门总兵元帅。
  张世卿:地方绅士出身,曾任大辽国国子监,监察御史,死后葬于宣化区下八里村北。
  郭维城:清末举人出身,曾任柳川书院院长,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任府城教育会长。深得地方学子拥戴。
  马 信:1917年生于宣化城内,1936年高中毕业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谷凤翔:龙关人,宣化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监察部长,司法行政部长。现为台湾察哈尔同乡会理事。
  筱桂挑:女,晋剧表演艺术家,曾任宣化晋剧团团长,全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严于治艺,造脂深沉,多次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1973年去世。四、灿烂文化 灿烂的民族文化是构成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条件。宣化历史悠久,遗存在地上、地下历史文物、古迹十分丰富。现在,宣化地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库藏文物1000余件,其中三级以上国家珍贵文物100余件。
  清远楼:始建于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是一座重檐,多角,十字脊,歇山顶式的宏伟建筑。面宽三跨间,外观三层,楼高7米,建在高8米的墩台上。墩台下的十字券洞与宣化城四门通衢,与镇朔楼,拱极楼成一轴线。券洞内的500年前的铁轮车辙依稀可见。楼体造型别致新颖,具有明显的明代建筑艺术风格。楼上悬有嘉靖十八年铸造的“宣府镇城钟”,高2.5米,重万斤,钟声宏亮悠扬,可传声40里。楼的东、西、北三面悬挂《耸峙岩疆》、《震靖边氛》、《声通天籁》木制匾。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博士在《东洋建筑史的研究》一书中,曾向全世界做过介绍。1984年大修后的清远楼,青砖碧瓦,玲珑剔透,格外引人注目,已成为古城一大重要文物景观。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朔楼:北距清远楼200米。建于明正统5年(公元1440年)。系重檐九脊歇山顶建筑。面宽五跨间,楼高二层15米。建在8米高的墩台上。二层檐下有两块匾额。南曰《镇朔楼》,以明代宣府镇总兵例佩“镇朔将军印”故名。北曰《神京屏翰》为清高宗乾隆皇帝亲书,由直隶总督那苏图刊悬。楼内置巨大更鼓一面,鼓高2.2米,面径1.4米。廊下立有4幢石碑,记述宣化历史和修建镇朔楼经过。现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拱极楼:又名著耕楼,昌平门楼。建于明洪成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置于宣化城墙之上。为城防建筑。楼高14米。楼体二层,墩台9米。下有南北走向券洞。与清远、镇朔两楼成一轴线。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宣化城:始建于唐朝。明洪武二十七年展筑包砖。展筑后的宣化城垣为正方形,每边六里多,周长24里有余。城高2丈8尺、雉堞高7尺。通高3丈5尺。环城设7门,南有昌平、宣德、承安三门;北有广灵,高远二门;东有安定一门;西有泰新一门,门外设关,环有瓮城、瓮城外连月城,城四角建有角楼,城外设隍堑、护城河、吊桥等。其布局俨然为明代北京城之缩本,仅规模较小、门制不同而已。现在城体虽破环严重,但土垣基本完好。为全国少有明城之一。已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长城:始建于秦明,位于宣化北部与崇礼县为界,经人头山由张家口入境,境内长52公里。在永乐至万历年间重修加固。因这段古长城位于明长城之北,故又称“二道边”。系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泥河湾遗址:位于宣化城西南60公里处的泥河湾村。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晚新生代地层发育,出露完好,化石丰富。其中含有早更新世(距今200万年)哺乳动物化石。为举世公认的早更新世标准地层。是研究地层变动、构造和寻找早期人类化石的重点地区,已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柏林寺:位于宣化柏化寺村西,小环山坡下,有原山凿就的多宝佛塔一座,通高12米,上刻石佛数十;石窟三个,内凿大小石佛300个余尊,兴建年代不详。但《宣化县志》记载,明龙庆元年(公元1567年)大修,清代又建龙王殿、三宫殿及禅房等。山上林木丛葱郁,风景优美。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砖雕五龙壁:在宣化师范学校(原弥陀寺)内,全高4.5米,宽4米,中间是飞腾于云涛雾海中的五条砖雕巨龙。上檐雕五踩仿木斗拱,下刻飞禽走兽,两边是奇花异草。为清初雕刻艺术珍品,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立化寺塔:位于宣化城内西南隅(现驻军占地)。该塔始建于元朝。清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塔身高14米。为五级8面。下有莲花座,顶部为铸铁宝顶,各角有合角吻兽,造型美观,工艺精细。据考立化祖师系日本国佛教日莲宗传人日持上人。为弘扬南无妙法莲花经,西渡中国,担任立化寺主持。并于立化寺坐化圆寂。在日本佛教界颇有影响。近几年来多有日僧前来朝拜。现为张家口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上谷郡牌坊:位于天泰寺街东口。清道光十七年重修,是一座两柱单孔歇山布瓦建筑。牌坊上方雕有五层九踩斗拱。斗拱下的匾板上刻有《古上谷郡》4个楷书大字。字体雄浑有力。刀工精湛道劲。相传为清宣化知府方观承所书。牌坊建筑纤巧玲珑,结构严谨,别具一格。原为省级重点文物,可惜毁于“文革”。现在重新规划设计,正待恢复建筑。

  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位于宣化牌楼西街天主教堂东侧。始建于1930年,院落为中西结合的三进四合院。1943年日伪宣化省公署所在地。1945年宣化首次解放,全国第一个省级民主政府在这里诞生,为省府办公驻地。已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恩寺大殿:位于镇朔楼西侧百米处。始建于明代成化六年,具有典型的明初建筑艺术特点,为宣化地区唯一庑殿顶式建筑。顶部为黄色琉璃瓦。建筑面积为388平方米。已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辽代壁画墓群:位于下八里村北。从1973年首次发掘出辽代监察御史张世卿墓葬后,最近又在张世卿墓地附近清理发掘出张世本、张公诱、张世右、张匡正、韩师训、张文藻等9座辽代壁画墓葬,已构成张家世族壁画墓群。在墓群发掘中,除出土一大批珍贵文物外,还发现300余平方米保存完好的辽代彩色壁画。其中的散乐图、茶道图、天文图、出行图、侍女图、备经图等是在国内首次发现。对研究辽代历史、文化、天文、民俗、服饰等有着重大意义。墓群中的壁画技艺之高。墓室结构之新颖考究,随葬品之丰富多彩,宛如地下艺术殿堂,在辽代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颇有研究观赏价值。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1998年9月,下八里村北又清理抢救出两座辽代壁画墓,出土了铜丝网络和木偶真人雕像,这在河北省属首次发现,为研究辽代历史、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玄空寺、清真寺、天主教徒会堂等一批古代建筑和遗址,也有待于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双保护、开发、利用,使历史文化重放异彩。

由秦始皇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之一是哪条河: 秦始皇:
1、修筑长城
秦灭六国之后,即开始北筑长城。
当时中原刚统一,各地原来的贵族势力还很强,若不保持中央各地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国家随时会处于再次分裂的局面,所以必须尽快改善中央到各地及其他各郡、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因此须尽快建设道路。
由于多年的战争,原各国的农业设施受到相当大的破坏,或因战争而年久失修;在统一后必须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花相当大的人力来疏通河道,修复水渠,对水路交通和农业灌溉都有利,是很有必要的。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其骑兵活动范围很大,没有长城的话,要很多军队来防守,这会给人民增加很大的负担。
不是他开创的,他只是把原来秦国,
和燕国北边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
2、秦直道
秦直道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
),南起秦帝国都城咸阳附近的九泉山,穿越
,直道绵延向北,直抵大漠深处
脚下的包头
。全长700多公里。秦直道是一条以便走马传书、运送守边给养、调动部队的笔直驿道,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包括位于直道附近的与直道遗迹密切相关的古城(亭、障)遗址等,共同构筑成文化内涵独特的秦直道遗址。其中位于鄂尔多斯东胜区境内的秦直道遗址,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最近推荐
遗址为

3、修建


宫被誉为“天下第一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专制国家——秦帝国修建的新朝宫。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龙首原西侧修建
宫,于
开始建造的天下朝宫,意在建成后,成为
的政治中心。阿房宫与
、秦始皇陵、秦直道并称为“秦始皇的四大工程”,它们是中国首次统一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华夏民族开始形成的实物标识。阿房宫仅前殿就有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二的故宫总面积!(故宫总面积为0.72平方公里)199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对阿房宫进行了调查和认可,将其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基址,认为阿房宫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奇迹”。这表示,阿房宫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更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天下第一宫”,却在历史长河中渐次的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在消灭六国、建立秦帝国以后,在都城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
4、秦始皇兵马俑
秦始皇陵位于距西安市30多千米的临潼区城以东的骊山之北。世界经度109.2733E,纬度34.3853N。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由丞相李斯主持规划设计,大将章邯监工,修筑时间长达38年之久。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人俑群。秦始皇兵马俑是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78年,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参观后说:“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秦俑,不能算来过中国。”从此秦俑被世界誉为“八大奇迹之一”,已挖掘出3个俑坑。
5、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的陵墓,位于中国北部陕西省临潼区城东5公里处的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设计完善的帝王陵寝。秦始皇陵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的皇城和宫城。陵冢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现高51米,底边周长1700余米。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现已探明的有400多个。秦始皇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可以同埃及金字塔和古希腊雕塑相媲美的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它们充分表现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民巧夺天工的艺术才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宝贵财富。
6、郑国渠
郑国渠是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位于今天的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公元前 246 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7、修灵渠
灵渠,又名湘桂运河、兴安运河,位于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境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盘山渠道,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开凿于秦代,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自古以来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秦始皇扫灭六国后,为运送征服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便命史禄开凿河渠以沟通湘漓二水。运河在秦始皇二十年(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前215年)修成,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江的上游为零水,故又称零渠、澪渠。唐代以后,方改名为灵渠,但也俗称为陡河。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历史上各朝代都对灵渠进行过修葺,有记载且规模较大的便有23次。1936年随着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桂公路的建成通车,灵渠航运逐渐停止。1958年,三里陡水利闸坝建设后,灵渠断航。此后渠道也因年久失修而淤塞,两侧堤岸多处崩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恢复了传统风貌,但目前只以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为主。
我掌握的就这么多了,其它的真不知道。

甲骨文是什么时侯形成的?: 甲骨文是殷代的古人在占卜时,写在兽骨或龟甲上的文字,又称殷墟文字,可说是中国最早的艺术文字。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
盘庚武丁时代
祖庚祖甲时代
禀辛康丁时代
武乙文丁时代
帝乙帝辛时代
这五期甲骨文的书风各有特色,有兴趣者可自行研究。以文字特性来说,甲骨文还保留着绘画的色彩,但又不失素描式的写意神态,在排列上不似一些

我国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去向之谜:   稀世国宝“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之谜

  “北京人”的发现及其价值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标本,在抗战时期不知流落何处,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损失之一。1945年12月4日,当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天津大公报发表《“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他感慨道,这是一个谜!也许不久即可解答,也许永远不能解答。战后60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关注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98年8月,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等14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发出倡议信——《让我们继续寻找‘北京人’》,认为“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有这样一件事始终不能忘怀”,并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大家携起手来,做一次全人类共同的寻找”。但其下落,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便于国人了解这一失踪事件的来龙去脉,现综合有关资料,进行追踪。

  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骨准备运往北京

  ——采自《纵横》(2004年第1期)“北京人”是中国猿人北京种的俗称,也称“直立北京人亚种”。它生存于第四纪初期,距今约有数十万年。按照形态上说,它介于现代人与猿过渡的一种原始人类,与现代人的关系十分密切。龙骨山是北京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采石工常常在洞穴和裂隙的砂土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此山称之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1918年,来华担任矿政顾问的瑞典人安特生来到龙骨山。1923年,安特生等人在发掘的化石中有一颗人类的牙齿,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然而,接下来几年的发掘,并无重要发现,安特生等人便离开了周口店。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太阳将要落山,在昏暗的烛光下,有人大叫:“这是什么?人头!”主持发掘的专家裴文中小心翼翼将这个保存完整的猿人头骨取出。裴文中当时欣喜若狂,用他仅有的一床棉被和被单包裹着这珍贵的头盖骨,冒着严寒,护送到北京城。当时拍照者抑止不住激动,目光集中于化石,以致照片中只留下了裴文中的半张脸。

  “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北京人”会使用火,对石器工具加工技术有了改善,穴居,会采集和狩猎,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平均脑量1059毫升(现代人为1400毫升),肢骨比头骨进步。它代表了“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从猿到人”学说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一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重大发现,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便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摇篮。1987年12月11日,该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鉴于中国猿人研究的重要性,当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决定,在地质调查所内成立新生代研究室,负责在周口店发掘中国猿人的工作,并在中国境内从事有脊椎动物化石及古人类化石的采集和研究。美国方面的有关人士也予以关心,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给予资助。中方与该董事会签订合同,其中规定:研究室的经费由董事会补助;所采集的一切标本,为中国国家财产,永远保存在中国,不许运到国外,标本也包括中国猿人化石;洛克菲勒基金会推举一位人类学家,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并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中国委派一

  位地质学家担任地质古生物及考古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任研究室副主任。担任中国猿人的研究者先是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1936年起为美籍科学家魏敦瑞教授(Prof Franz Weidenreich)。魏氏又是北平协和医学校解剖系的教授。经过十数年的发掘,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共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骨7个,下颚骨12个,牙齿数十枚,体骨10余件。这些标本都存放在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魏氏研究的时候,常常用石膏模型,不肯轻易取出真标本,也不轻易示人。七七事变后,曾两次送到花旗银行的保险库,以防万一。《中央地质调查所检送“北京人”化石被美国劫走经过及有关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北京人”的转运及失踪

  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时,“北京人”化石仍留存北平协和医学校。随着战争的持久,太平洋风云日紧,美日关系恶化,中国方面担心“北京人”化石的安全问题。1940年12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函北平的裴文中,“现存协和之猿人标本以及重要石器等,似以运至西南安全地带为妥。若有特别困难不能南运,亦应设法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一俟和平恢复,再行运回。请兄转为面商关系人员决定方针,俾至必要时间,即可实行”。《尹赞勋致裴文中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致函北平协和医院院长胡顿(H.E.Houghton)和魏敦瑞,希望将“北京人”化石转运美国。1941年4月17日,胡顿复函翁文灏,认为“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理由是,地方当局和海关必定会直接插手检查所有这类物品的进出。这批科学物品是民国政府的财产,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由于这批标本的所有权归中华民国政府,想求助美国政府某些部门将它们转移也不可能。即便美国官方同意转移,驻华使馆也不敢承担违反日伪政府及海关法规的责任。”胡顿及一些顾问主张存放原地,“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胡顿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1941年7月15日,已回到美国的魏敦瑞致函翁文灏,陈述没有将化石随身带到美国的理由:在海关发现,肯定被没收;不能让这珍贵的物品在这危险的时刻暴露在一次没有护航的航行中。“让化石原物放在它现在的位置即北京协和医学校解剖系大楼内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柜中是明智之举”,“在可能危及化石标本的情况下,最好什么也不做”。《魏敦瑞致翁文灏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

  但据裴文中战后回忆,1941年初,日美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劝告美国侨民离华。魏敦瑞决定于4月份回美国,在纽约天然博物院继续研究,希望将中国猿人标本带到美国去。离开中国前,魏和裴文中曾两次到美国大使馆交涉,但因合同的限制,在得到中国政府允许之前,美方不便单独行动。

  1941年8月间,翁文灏代表中国,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交涉,请他设法将中国猿人标本

  由 北平协和医学校取出,运存美国,战后再运回本国。11月中旬,詹森大使致电北平,令他们照办。

  据当时最后接触化石的中方人员胡承志战后报告,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十八至二十一日间,北平协和医学校总务长博文(Bowen)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到他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箱均为白木箱。”“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由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两木箱书以CadⅠ和CadⅡ。两箱内骨骼化石数为:“北京人”头骨5个,头骨片5片,牙齿约130枚,下颚骨约10个,上颚骨1个,及其余零星碎块之肢体骨等,约数十块;上洞史前人头骨3个,未成年头骨1个,肢体骨十余个,牙齿数十枚及零星小骨多件。

  装箱完毕,胡承志“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珍珠港事变前,知道北京人装出的有胡顿校长、博文先生及息式白小姐(Miss Clair Heirschberg,彼为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不久之秘书)”。《胡承志报告“北京人”失踪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自此,“北京人”化石便下落不明。

  关于“北京人”化石失踪之谜,有多种解答:“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传说该文物在秦皇岛附近遭日军截夺;在天津调包,流落美国;埋藏在北京;沉没在海中;在中国民间。现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裴文中先生与遗失事件相关人员的中英文通信,包括11封信件和7份剪报附件,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作简要的介绍,以期进一步探究真相。

  关于“北京人”化石送交美国海军代运出等情,有资料显示,美国方面原计划由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1941年12月4日,两箱化石标本,连同美军人员的行李27箱,由火车专列从北平运天津转秦皇岛,当时由菲利军医负责接管。当天,行李在天津下卸,部分行李存巴斯特研究所,部分行李存瑞士在天津的一家公司内。当天,在天津还为海军陆战队员举行盛大告别会。不幸的是,来接美国陆战队的哈里逊总统号船(S.S.President Harrison)在马尼拉赴秦皇岛途中,即12月8日,为日本战舰追捕,在长江口外触礁沉没。

  “北京人”的运送,当时是悄悄进行的。1942年9月10日,被日军驱散回非洲、原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负责解剖和新生代方面研究的教授佛腾,在给翁文灏的信中指出,“北京人”头骨原物等“原拟随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一道送往美国。日美开战后不久,美国陆战队队员在秦皇岛当了俘虏。上面提到的化石与美国陆战队队员在一起。这个情况我们是从一位陆战队队员那里得到的,这位接受委托的队员在北京关押时恰好阑尾炎发作,在北平协和医院作手术。他瞅准机会把消息透露给大夫。从此以后,我就不知道这批物品的下落了”。佛腾

  教授对其下落作了分析,“12月9日我去解剖系和魏敦瑞博士的研究室,在那里遇到一些日本军官,但没被询问。我判断日本人完全清楚这些物品的下落。但在7月份,我意外地被日本人召到北平协和医学校,问我是否知道‘北京人’在什么地方。我当然回答‘不知道’。从这次谈话中我判断,‘北京人’或许已被悄悄地运往日本了,所以并非每个对此关注的人都知道。或许它确实在秦皇岛丢失了。”

  佛腾在信中还谈到日军破坏的情况,“当日本宪兵队要用洛克哈特大楼时,他们把地质调查所的物品和图书统统装上卡车运到城外空地给扔掉。这些物品很快被老百姓哄抢一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也许值几个钱。后来福格森博士还买了些上门叫卖的骨骸,……这就是您在任时曾付出巨大心血的那项研究工作的悲凉结局”。《佛腾致翁文灏函》1942年9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有研究认为,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多。

  1943年3月30日,翁文灏致函文森特,希望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帮助追查。他还指出,“我们迄今尚未公布这件事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其实,日本人早就注意了。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平,高井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被获得同意。12月8日清晨,日本人侵占协和医院,立即派员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铁柜打开,检视所有一切后进行封存,并派兵守护。过了几天,日本占领协和医院的负责人田冈大尉和裴文中面谈,追问中国猿人标本存放何处,并说明保险柜中所存放的全是石膏模型。1942年8月下旬,长谷部言人和助教高井冬二再次来到北京,组织周口店调查所,继续开掘。高井带了一名日本宪兵,向裴文中追问中国猿人的下落。由于化石标本装运是悄悄进行的,裴文中并不知情,当然也就无从回答。

  此时,在北京的日文报,以及《朝日》、《大阪每日》等报刊,在重要新闻栏内发表这样的新闻:长谷部言人发现中国猿人标本已被美国人偷去,协和解剖系保险柜内的东西是假的,是石膏制作的模型。这种贵重的东西,原不许运至国外,但美国人不讲信义,把它偷走了。也许长谷部言人等人在北平没有什么成绩,住了一个月,又回东京去了。

  1943年4月,日本宪兵密探锭者繁晴(英文名Goargia)找到裴文中,明确表示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负责寻找中国猿人标本。锭者繁晴连续在3天内质询了全体有关人员。特别是博文因此被日本宪兵队囚禁了五天,追问没有结果。裴文中认为,日本军方插手此事,是因为长谷部言人在东京运动了要人,令日本军部找到“北京人”化石。军部认为锭者繁晴很能干,而让他承办此事。《裴文中关于“北京人”化石标本被劫及失踪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914。

  大概在1943年5月至6月间,忽然有消息说“北京人”在天津找到了,并要息式白小姐去天津辨别其真伪,但很快又让她回来了,说天津发现的东西与中国猿人无关。从那以后,直到日本投降,日本官方就再也没有提起“北京人”这件事。据此,裴文中战时就猜想,日本可能已经找到了它所想要的。

  战后追寻“北京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及民间组织立即多方查找。裴文中先后于1945年8月28日、11月26日致函中央地质调查所原所长翁文灏和现任所长李春昱,称“猿人标本前曾装二大箱交美国大使馆,惟未能运出,战争即行爆发。一年后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平,拟继续研究曾找过胡顿问话未果。后日人至秦皇岛、天津及北平各处寻找,谓未找见,此后亦再无人追究……胡顿等猜疑标本或为日人得去,而故作不知”。“我请准至秦皇岛察访……请赴日调查团注意中国猿人事。”《裴文中致李春昱等人函》,1945年11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28(16),卷134。9月28日,裴文中通过红十字机构转信在美国的魏敦瑞,希望魏氏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保管委员去寻求麦克阿瑟情报参谋的合作,并在《纽约时报》发表有关中国猿人标本失踪的文章。

  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裴文中应《大公报》记者徐盈之请,撰写《“北京人”在哪里》一文,于12月在重庆、上海、天津三地发表。1945年12月4日北平版大公报及1946年1月2日北平英文时报路透社讯,被劫持之“北京人”已在日本发现。听到消息后,翁文灏于1946年1月19日致信美国马歇尔将军,请求把“北京人”化石归还中国,并随信附上周口店文物被掠清单。然而,空欢喜一场,实际上发现并归还的是“取自周口店上洞及第一、第十五层的石器、骨器和骸骨”、“周口店发掘的照片和文件”,而“北京人”仍杳无影踪。《中国驻日代表团致盟军总部备忘录》1946年4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375,卷846。

  中国政府指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切实追寻,教育部并派“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家李济前往日本协助。1948年3月4日,日本外务省民间财产局给盟军总部民间财产管理组的报告写道:“本局调查显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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